曾國藩（1811—1872）是清末湘軍首領。他權管四省，位列三公，拜相封侯，謚稱“文正”。他的兒子可算得上是“正牌高干子弟”了。然而，兒子曾紀澤和曾紀鴻都沒有變成“衙內”和“大少爺”。曾紀澤詩文書畫俱佳，又以自學通英文，成為清朝的著名外交家；曾紀鴻不幸早死，研究古算學亦取得相當成就。不僅兒子個個成才，孫輩還出了曾廣均這樣的詩人。曾孫輩又出了曾寶蓀、曾約農這樣的教育家和學者。這是什么原因呢？

　　原因就在于曾國藩教子有方，“愛之以其道”。

　　別的不說，只他不為子女謀求任何特殊化，教兒節儉創業，就可令人們深思一番。

　　咸豐六年（1856）十一月五日，他給紀澤兒寫了一封信。信中說：“世家子弟，最易犯一奢字、一傲字。不必錦衣玉食而后謂之奢也，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，與馬仆從習慣為常。此即日趨于奢矣，見鄉人則嗤其樸陋，見雇工則頤指氣使，此即日習于做矣。……京師子弟子之壞，未有不由于驕奢二字者，爾與諸弟其戒之，至囑，至囑。”

　　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又給紀鴻兒寫信說：“凡世家子弟，衣食起居，無一不與寒士相同，庶可以成大器；若沾染富貴氣習，則難望有成。”

　　同治三年七月，曾國藩受封侯爵，紀鴻正赴長沙考試，國藩特別寫信告誡：“爾在外以謙謹二字為主，世家子弟，門第過盛，萬目所屬。……場前不可與州縣往來，不可送條子，進身自始，務知自重。”

　　他對女兒也同樣嚴格。咸豐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致女兒：“衣服不宜多制，尤其不宜大鑲大緣，過于絢爛。”

　　他還告訴兒女、家眷：“今家中境地雖漸寬裕，且有福不可享盡，有勢不可使盡。勤字工夫，第一貴早起，第二貴有恒。儉字工夫，第一莫著華麗衣服，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……只要人肯立志，都可以做得到的。”